１９９４年９月４日，《中國文物報》刊載了朱家氵晉先生《待解之謎——崇禎皇帝御押釋文的問題》，朱先生在文章中大膽否定了張珩、郭沫若先生過去提出的“由檢”、“國姓大木”的釋義，并將這一御押列為“待考”。我認為朱先生的論述十分精當。由于朱文言簡意賅。為閱讀方便，特抄錄如下：

“故宮博物院今年正在編纂的《明清兩朝寶璽》一書，有數百方璽印，匯為一冊。這部書尚未發稿，今天先提出一個具體問題向讀者請教。

有一方崇禎皇帝的御押，這方御押曾見在崇禎御書上鈐用。例如：故宮南熏殿原藏明代帝后像中一同收藏的有崇禎御筆‘思無邪’橫幅上即鈐用此押。書畫鑒定家張珩先生曾釋義為‘由檢’二字。這次編纂《明清兩朝寶璽》時，撰寫說明的同志即沿用張珩的釋文‘由檢’。我在審稿時把釋文劃掉，改為‘待考’。

按此押的釋文，過去曾有兩家發表文章，一即張珩先生，如上述。一為郭沫若先生的釋文是‘國姓大木’。郭老由于考證鄭成功在臺灣鑄造發行的銀幣，見銀幣上鑄有此押，誤認為是鄭成功的押，想到鄭成功曾受國姓之賜，遂有此釋文。

我認為張珩先生的釋文不能成立的理由是，明代制度，只有大祀天、地、祖崇、社稷等等禮儀，在祝版上親筆書寫御名。例如‘皇帝臣朱元璋’，‘皇帝臣朱由檢’見大明會典及其他官書　。此外再也沒有用御名的地方，當然祝版上也沒有用押的道理。

故宮還有崇禎賜給太監曾化淳的一幅御書也鈐用此押，豈有皇帝向太監稱自己名的道理，所以此押絕非‘由檢’二字。明代以前的皇帝，為大家所熟悉的，例如宋徽宗，在書畫上常常用‘天下一人’畫成押。皇帝的押用這類詞藻是合身份的，不會用御名畫押的。

郭老曾堅持此押的釋文是‘國姓大木’。理由認為如果此押不是鄭成功的押，何以鑄在臺灣的銀幣上﹖這個道理其實很容易解釋，因為鄭成功是奉大明正朔的，在銀幣上鑄崇禎皇帝的押是很正常的。根據上述理由，我認為兩家的釋文都不能成立，我才疏學淺也釋不出，所以將押文拓本發表，請廣大讀者幫助研究合乎情理的釋文。”

案署押一制萌于漢晉，五代后周時期又以簽押入印。由于它采用去繁入簡的合文形式，“使人無從仿效，用杜奸偽，達到一種憑信的作用。”

歷史上遺留下來大宗的押印或是手書簽押，基本上都存在一定的隨意性，這些看似無序的藝術品，給解讀帶來很多不便。縱觀這些被塵封數百年或上千年的押印、手書簽押，都有著它神秘的信息語言，并通過其筆劃的盤曲、伸縮、取舍、增減、拼拆、借挪、疊合等變化而充分展現出始作俑者的心態，即個性、身份、理想、寄托等。這就為我們破譯工作找到了揭示真相的途徑。

現就崇禎御押，依上述規律，通過對點線圖象的破譯，它是由四個字組成，可解讀為“國主由檢”。從御押大框架看，其右角寫有重重一點，當系“國”字；從中心部位看，其盤屈部分可認作為一橫，在三橫的中間加上出頭的一豎筆劃，可視為“主”字；再從大框架上審視，呈“日”字狀，而中間有一出頭的豎劃，便成為“由”字；從御押的左側看是草體“木”字旁，右側上端弧形是“人”字頭，中心部則是“兩口”、“兩人”的草體寫法，其整體便是一個繁寫的“檢”字。“由檢”雖是崇禎御名，但在御名前冠以“國主”二字，并不失皇帝之尊嚴和身份。這與宋徽宗“天下一人”的署押有著異曲同工之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