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茶出銀生城界諸山。散收，無采造法。蒙舍蠻以姜、椒、桂，和烹而飲之”

樊綽《蠻書·卷七“云南管內物產”》

這是最早明確記載云南茶的文獻。《蠻書》，又名《云南志》，為唐代樊綽所著。樊綽生卒年月已不詳，唐懿宗咸通三年（公元862年），樊綽任安南(今越南河內)經略使蔡襲幕僚（有的書中稱樊綽任安南從事）。同年，南詔王世隆遣將攻安南，經略使王寬不能御，朝廷以湖南觀察使蔡襲代王寬為經略使，將兵屯守， 樊綽隨行。為了對付南詔，他受蔡襲之命，收集有關南詔歷史和現狀的材料，而后參考了袁滋的《云南記》、韋齊休的《云南行記》等書，寫成了《云南志》，并委托張守忠轉呈朝廷。公元863年南詔軍攻陷交趾，蔡襲戰死，家人、從官70余口， 皆死于戰亂。樊綽于城陷時攜帶印信，浮水渡過富良江而走。次年六月受命任夔州（今四川奉節）都督府長史，復考察黔、涇、巴、夏四邑民族情況, 并參考《后漢書》、《夔城圖經》、王通明《廣異記》等書，著文附于此書第十卷后。

樊綽《云南志》流傳至明朝，只有《永樂大典》中還有收錄，名為《云南史記》。清乾隆年間四庫館臣從明朝解縉等編纂的《永樂大典》中將其輯出并精加整理，先用木活字排入《武英殿聚珍版叢書》，名為《蠻書》，隨后寫入《四庫全書》本，然后桐葉館知不足齋鮑廷博又重刊，這是清代《蠻書》最早的幾個本子。此后福建、廣東有翻刻本，《云南備征志》亦收入。此外，還有李永清1941年作《蠻書校注》（未刊），殘稿今藏云南省圖書館；1962年向達作《蠻書校注》；1995年木芹作《云南志補注》；1985年趙呂甫作《云南志校釋》等版本。后來方國瑜先生在《滇南舊事》中考究此書時認為此書不能名《蠻書》，而應該稱作《云南志》。此書的名稱是《云南志》還是《蠻書》，史學界對此仍然沒有達成統一的意見。

叫《蠻書》還是《云南志》其實無關緊要，重要的是這部書珍貴的史料價值。從該書的史料稀缺性看，它是保存到現在的最早、最詳細、最有參考價值的關于南詔的史著。根據史料記載，唐人所撰的有關南詔史料的著作有未琯《云南事狀》一卷，袁滋《云南記》五卷，韋齊休《云南行記》二卷，徐云虔《南詔錄》三卷，達奚洪《云南風俗錄》十卷，盧攜《云南事狀》一卷，竇滂《云南別錄》一卷和樊綽的《云南志》十卷。到現在僅存的只有樊綽的《云南志》。因此從唐人所撰史料現今保存之程度看，在研究南詔史時，此書的史料價值無可取代。

對云南茶來說，此書的史料價值早有充分認識。它第一次確切記載了云南茶的產區（“茶出銀生城界諸山”）、制造方法（“散收，無采造法”）和云南早期茶飲習俗（“蒙舍蠻以姜、椒、桂，和烹而飲之”），具有無可替代的史料價值。

唐代，中國茶尚處于“命名”的發軔時期，云南茶的制作方法和品飲習俗上和內地是大致在一個發展水平上的，都在中國茶文化、茶產業發展的早期，只是制作方法上稍顯落后。這則史料，更值得關注的一點就是它明確描述了云南茶的主產地：銀生城界諸山。

“銀生城”是唐初南詔國“銀生節度”（唐代南詔國七節度之一）府所在地，即今景東彝族自治縣城。“銀生城界諸山”，即今景東彝族自治縣城附近一定范圍的各山，應該是景東縣城西邊的無量山和東邊的哀牢山各地。而“蒙舍蠻”系唐代以洱海為中心的“六詔”之一的“南詔”居民，居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、南澗彝族自治縣境內，廣義講今日普洱市景東縣也在其列。因此，“茶出銀生城界諸山”這句話，就是指南詔時，云南茶出產在以今日普洱市景東縣為中心的無量山、哀牢山地區。

可是，今日普洱茶的主產區并不在這個地區，而是在這個地區更往南的普洱、版納、臨滄地區。是這則記載不確，還是在后來的歷史發展中，普洱茶的主產區發生了歷史性的南移，這是值得探討商榷的問題。

此外，據樊綽自述及其他記載，不能說明他曾經到過云南城鎮，其活動只在交趾和四川，對云南，他并未親身經歷，關于云南的絕大部份資料，都是根據前人紀錄。而前人對云南的記錄，進入他著作此書的時候，已經過了上百年數十年不等的時間，而這段時間里，云南自然又有或多或少的一些變化。所以，他對云南的記錄，自然會有一些“變形”，并不能說完全準確。

不過，對于普洱茶來說，他的記載已經夠了。因為他已經明確記錄，在唐代，云南出茶，就在南詔國統治的無量、哀牢山的群山之中。

(責任編輯：八分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