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間有多少名叫“普洱茶”的文章，方國瑜此篇《普洱茶》，展現出了強勁的生命力。大學者寫小文章，本就給人一種期待中的有料。何況普洱茶本來就不小，歷史也繁雜。
讀《普洱茶》，首先要讀的是方國瑜。余生也晚，不曾親睹方先生精神風采。方國瑜這個名字，最先是從一本內部發行讀物上看到的。這書叫《云南文史講義》，是我從昆明潘家灣舊書攤上買來的。后來，陸續讀過他寫的一些文章。
方先生是納西族，教授，大學者。《普洱茶》只是方國瑜眾多文章中的一篇小文章，不足三千字，它發表于上世紀三十年代。文章的內容涉及茶的區域性讀音，普洱茶命名來源，產地、文獻記載、以及與當時社會、經濟的聯系，其中特別提到普洱茶對維護藏區領土完整的特殊意義。這篇文章在那個年代對于界定“普洱茶”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。
“普洱茶”這個名字，方先生認為源自謝肇淛的著作：“士庶所用，皆普茶也，蒸而成團。”這本名叫《滇略》的書寫于明代萬歷（1573－1620）末年。換言之，“普洱茶”這個命名的明確時間當在萬歷年間。文章采用的證據主要是文獻記載，方先生在這篇文章中，也引用了其他人的資料。但是前人的說法中，有一些本身就有問題，比如阮福雖然寫了大名鼎鼎的《普洱茶記》，但他本人并沒有去過茶山，說普洱茶非“普洱界內所產”，這顯然存在巨大漏洞，而且帶來傳播上的誤導，讓人誤以為普洱府不產茶。
方先生引用了這個說法，并有所解釋，“茶葉市場在普洱，由此運出，所以稱為普洱茶”。從交易地的角度來解釋普洱茶，這也是一個角度。換言之，命名為“普洱茶”并不意味著反向邏輯上必然要與產地完全重合。但方先生文章中說“但普洱地并不產茶，而產于鄰近地區”，就明顯落入了阮福說法的陷阱了。
方先生文中還提到普洱茶對于維護西藏領土完整的重要作用。當時，云南運往藏區的茶，主要是通過“茶馬古道”來完成的。二十五年前，木霽弘、陳保亞、李旭、王曉松、徐涌濤、李林六人實地考察茶馬古道，經過多年努力，使”茶馬古道“從一個概念上升為國家文物保護單位。這門學問，也成了顯學。
方先生最后說道：“所以普洱茶的作用，已不僅是一種名茶和單純的商品了。”八十多年后，這句話終于有了最具視野的精辟注解：
茶馬古道，事實上造就了一條無形的文化疆域，形成了因茶而就的想象共同體，之后為中華民族的大一統墊底了堅實的基礎……茶葉無論是在維護國土安全上，還是維護文化安全的層面上，或者是在維護今日中華民族的多元局面上，都發揮著不可磨滅的重要作用。
以上摘自周重林《茶葉戰爭》
人們去認知一個概念或一個事物，唯一需要對抗的，也許只有時間。時間對于普洱茶，有特別意義，所謂“越陳越香”，但時間對于人們認知普洱茶也是一個考驗。
1729年，清政府在云南設置普洱府。2007年4月8日，思茅市正式更名為普洱市。二百多年間，世序更替，人事浮沉，無論是普洱府，還是普洱市，顯然都不能與普洱茶劃上等號。本質上，它們是兩套認知模式。2008年，人們不再糾結，因為普洱茶國家標準出臺了：
所謂普洱茶，是以地理標志保護范圍內的云南大葉種曬青茶為原料，并在地理標志保護范圍內采用特定的加工工藝制成，具有獨特品質特征的茶葉，按其加工工藝及品質特征，普洱茶分為普洱茶（生茶）和普洱茶（熟茶）兩種類型。
顯然，此時此地的“普洱茶”，已經不是歷史上的那個“普洱茶”了。
2016年5月24日，“勐海茶”地理標志證明商標啟用。從商標的角度去理解這個”勐海茶“，清楚明了。這給我們兩個方面的啟示：第一，“勐海茶”是不是普洱茶，從普通人認知的角度來說，這個問題完全有可能被提出來。第二，除了“勐海茶”這個商標，以后會不會出現 “易武茶”、“普洱茶”地理標志證明商標。從這些角度出發，你如何來定義普洱茶。所以，還是不要掉進本質主義的陷阱，從話語研究的角度嘗試多角度去理解普洱茶就行了。如果不想費事，看國家標準就行了，盡管這個標準也有反對的聲音，但它畢竟代表了一個行業在一個時間段內的某種共識。
附方先生茶文：
普洱茶
方國瑜
（本文選自方國瑜《普洱茶》，《方國瑜文集》第四輯，云南教育出版社，2001.）
久已馳名國內并暢銷國際市場的云南普洱茶，產于西雙版納的易武(在今勐臘縣)和佛海（今勐海）地區。這些地區栽培茶樹始于何時尚待研究，但據調查，佛海南糯山種茶在倚幫（在今勐臘縣）、易武諸山之后。現在南糯山有三人合抱的大茶樹，已枯死一棵，鋸其干，從年輪知道已生長了七百多年。這只是現存最老的茶樹之一，不一定是最早種的，開始種植的年代當比七百多年前更古。倚幫、易武諸茶山的歷史之久就可想而知了。
我國人民日常生活中，煮茶作飲料的年代很早。最初是一種小樹的苦葉，稱為苦荼(tú)。漢魏以后才有采茶品茗，至唐代此風大盛，種茶、產茶者益多。《本草圖經》說茶的生產“閩、浙、蜀、荊江、湖、淮南山中皆有之。”陸羽嗜茶，著《茶經》三卷，講采制飲用之法。其后各家著述尤多（所知有專書約二十多種），茶也成為日常必需飲料了。
西雙版納產茶的記載始見于唐代。樊綽《云南志》卷七說：“茶出銀生城界諸山，散收無采造法。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。”李石《續博物志》卷七也說：“茶出銀生諸山，采無時，雜椒姜烹而飲之。”按，樊綽作書于咸通四年（公元八六三年），根據的是貞元十年（公元七九四年）以前的記錄；至于李石之書，作于宋代，用字過省，不盡符合原意了。
所謂銀生城，即南詔所設“開南銀生節度”區域，在今景東、景谷以南之地。產茶的“銀生城界諸山”，在開南節度管轄界內，亦即在當時受著南詔統治的今西雙版納產茶地區。又所謂“蒙舍蠻”，是洱海區域的居民。可見早在一千二百年以前，西雙版納的茶葉已行銷洱海地區了。當時西川也盛產茶葉，韋齊休《云南行記》說：“名山縣出茶，有山曰蒙山，聯延數十里”。這是所謂雅利蒙山茶，可能行銷到云南，但從語言來研究，云南各族人民飲用之茶主要來自西雙版納。今西雙版納傣語稱茶為lɑ，彝語撒尼方言、武定方言也稱茶為lɑ，納西語稱為le，拉祜語稱為lɑ，皆同傣語。可知這些民族最早飲用的茶，是傣族供應的。西南各族人民仰賴西雙版納茶葉的歷史已很久了。
西雙版納產茶，以此當地的茶葉貿易發達。元代李京《云南志略•諸夷風俗》“金齒百夷”（即傣族）條說：“交易五日一集，以氈布茶鹽互相貿易。”而傣族集市上，以有易無，茶為主要商品之一。而茶葉之集中出口則在普洱。萬歷《云南通志》卷十六說：“車里之普洱，此處產茶。有車里一頭目居之。”據萬歷志所記路程，由景東一日至鎮沅，又二日進車里界，二日至普洱，又四日至車里宣慰司之九龍，即今允景洪。可知普洱即今之普洱縣城。在那里設官經理茶貿，可見當時茶葉出口的數量已相當多。茶葉市場在普洱，由此運出，所以稱為普洱茶。謝肇淛《滇略》卷三說：“士庶所用，皆普茶也，蒸而成團。”所謂“普茶”即普洱茶，那時已有加工揉制的“緊茶”了。謝肇淛作書在萬歷末年（約公元一六二0年），普洱茶成為一個名詞，即見于此書，但普洱地并不產茶，而產于鄰近地區。阮福的《普洱茶說》已討論過這個問題。他說：“所謂普洱茶者，非普洱界內所產，蓋產于府屬思茅廳界也。廳治有茶六處：曰倚幫，曰架布，曰嶍崆，曰蠻磚，曰革登，曰易武。”這就是所謂六大茶山，以倚幫、易武最著名。此外佛海、景谷等處的茶葉也會集于普洱，都稱為普洱茶了。
普洱為茶葉集中地，與茶區的社會經濟關系很大。雍正《云南通志》卷八“普洱府風俗”條說：“衣食仰給茶山”，又乾隆《清一統志•普洱府》說：“蠻民雜居，以茶為市。”當時傣族、哈尼族、攸樂人與漢族在普洱交易茶葉極盛，出口的數量也很大。檀萃《滇海虞衡志》卷十一說：“普茶名重于天下，此滇之所以為產而資利賴者也。入山作茶者數十萬人。茶客收買，運于各處，每盈路，可謂大錢糧矣。”清初以來普洱茶大量行銷全國，與蒙頂、武夷、六安、龍井并美。
普洱茶大量出口，奸商貪官趨之若鶩，壟斷茶山貿易，殘酷剝削茶農。倪蛻《滇云歷年傳》雍正六年（公元一七二八年）下說：“莽芝（地名）產茶，商販踐更收發，往往舍于茶戶。”坐地收購茶葉，輪班輸入內地；清廷也在普洱設府管制茶葉出口，抽收稅銀。在商官雙重剝削之下，以至“普洱產茶，舊頗為民害”（吳應枚《滇南雜記》）。至清末剝削更甚，在思茅廳設“官茶局”，在各茶山要地分設“子局”，控制茶貿，抽收茶稅。隨后又開設“洋關”，對普洱茶增收“茶地厘金”，即每一兩銀價值的貨物加收二分茶稅。一加再加，茶農負擔越來越重，致使茶葉生產遭到嚴重破壞，清季以后漸不堪問了。
普洱茶供應藏族地區，有很大意義，值得一提。康藏地區自古畜牧，以牛乳制酥油為主要食品之一。《新唐書•吐蕃傳》所說藏族飲用的“羹酪”，就是酥油茶。用茶水熬酥油作為食品，是因“茶葉有助消化、解油膩、去熱止痰等作用”（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卷三十二），所以茶為日常飲食所必需。《明史•朵甘烏斯藏行部指揮使司列傳》說：“其地皆食肉，倚中國茶為命”，所以歷代由內地對藏族地區供應茶葉，而藏族向內地輸送馬匹，即所謂“摘山之產，易廄之良”。滇茶行銷藏族地區的年代當很早，到明代已很發達，明季云南各族人民抗清斗爭堅持十七年之久，以至對藏族地區供應茶葉稀少，清兵入滇以后藏胞即來交涉茶馬貿易。劉健《庭聞錄》說：順治十八年（公元一六六一年）三月，“北勝（永勝）邊外達賴喇嘛干部臺吉，以云南平定，遣使鄧幾墨勒根赍方物求于北勝州互市茶馬。” 就在這年十月，在“北勝州開茶市以馬易茶”（康熙《云南通志》卷三）。“因普洱茶還不夠藏族商人的需要，又招商人到川湖產茶區采購，運至北勝州互市”（劉健《庭聞錄》）。后來麗江府改設流官，且交通較便，茶市改設麗江。藏族商人每年自夏歷九月至次年春天，趕馬隊到麗江領茶引，赴普洱販茶。從麗江經景東至思茅，馬幫結隊，絡繹于途，每年貿易額有達五百萬斤之多。另外漢族、白族和納西族商人，也常販茶供應藏族地區。
“茶馬互市”，不僅把西藏和云南和內地在經濟上緊密聯系起來，而且在促進政治聯系上也有很大作用。明萬歷年間，王庭相作《嚴茶議》說：“茶之為物，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給之，以其腥肉之物，非茶不消，青稞之熱，非茶不解。故不能不賴于此。是則山林茶木之葉，而關國家政體之大，經國君子，固不可不以為重而議處之也。”這是不可分割的經濟聯系在政治上的反映。
英帝國主義從印度侵略我國西藏，妄想割斷藏族人民與祖國內地的經濟聯系，以茶作為侵略手段之一。約在公元一七七四年，英國印度總督海士廷格（W．Hastings）派遣間諜進入西藏活動，就曾運錫蘭茶到西藏，企圖取代普洱茶，但藏族人民不買他們的茶葉。公元一九0四年，英帝國主義派兵侵入拉薩，同時運入印度茶，強迫藏族人民飲用，也遭到拒絕。“英帝國主義者認為印度茶不合藏族人民口味，于是盜竊普洱茶種在大吉嶺種植”（陶思曾《藏隨輶記》）。并在西里古里（Siliguri）秘密仿制佛海緊茶，無恥地偽造佛海茶商標，運至可侖坡混售。但“外表相似本質不同”（范和鈞《考察印度茶葉札記》），藏族人民還是沒有受其欺騙。英帝國主義陰謀奪取茶葉貿易，割斷藏族人民與祖國經濟聯系的企圖始終未能得逞。
所以普洱茶的作用，已不僅是一種名茶和單純的商品了。
(責任編輯：八分齋)
